Sanctuary · a quiet collection
疗养之地
理论教我们拆解世界,人文让我们不忘世界由具体的人组成。 在确定性之外,重新练习理解爱、失去、分歧与生活。
人不是等待优化的系统。保留迟疑、同情和不可量化的部分, 也是在 AI 时代保留人味儿。
11月21日周六
今日十讲
01伦理卡罗尔·吉利根(Carol Gilligan) · 1936-关怀伦理:道德如何从关系而非规则中生长当算法试图量化一切时,提醒我们道德始于具体的他人。
讲义
关怀伦理是一种以关系为核心的道德理论。它主张,道德问题的核心不是抽象的权利或规则,而是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责任、依赖与回应。卡罗尔·吉利根在批评科尔伯格道德发展理论时提出,后者将“正义推理”视为最高阶段,却忽略了另一种同样成熟的道德声音:关怀的声音。
关怀伦理有四个要点:
- 关系优先:人不是孤立的理性主体,而是嵌套在家庭、友谊、社群等关系网络中。
- 情境敏感:道德判断必须考虑具体情境,而非套用普遍原则。
- 责任导向:道德行动源于对他人需要的回应,而非对规则的服从。
- 情感重要:同情、共情和关注不是理性的干扰,而是道德认知的一部分。
例如,当一位工程师设计医疗算法时,关怀伦理会问:这个系统是否强化了医患之间的信任?它是否考虑了弱势群体的特殊处境?而不是仅仅问:它的准确率是否达标?
关怀伦理并不意味着抛弃正义或规则,而是补充一种视角:在家庭照护、教育、医疗、社会工作等“关系密集型”领域,抽象的公平原则往往不够。它提醒我们,道德生活的大部分时刻,发生在面对面的回应中,而非在原则的演绎里。
人物小传
卡罗尔·吉利根是美国心理学家与伦理学家,1936年生于纽约。她早年研究发展心理学,后成为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教授。在20世纪70年代,她注意到道德发展研究几乎只关注男性被试,由此质疑主流理论的普遍性。她深受文学、哲学和女性主义思想影响,主张道德判断不能脱离具体关系和情境。其代表作《不同的声音》(1982)挑战了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论,提出关怀伦理作为另一种道德视角。吉利根的研究跨越心理学、伦理学与教育,至今仍深刻影响对性别、道德与关系的讨论。
生平一隅
吉利根在哈佛教授心理学时,曾让学生分析一个真实困境:一位男子是否应该偷药救妻。男性学生多从抽象原则出发,争论法律与生命权的冲突;而一位女生却追问:“他为什么不试着向药剂师求情?他们之间有没有信任关系?”这个课堂瞬间让吉利根意识到,既有的道德理论忽视了关系中的责任与关怀。她开始系统收集女性的道德叙事,发现她们更常从“不伤害他人”和“维持联系”的角度思考。这个轶事成为她提出关怀伦理的起点,也说明理论往往诞生于对生活经验的倾听,而非纯粹的逻辑推演。
复杂性提醒
关怀伦理常被误解为“女性专属道德”或“情感至上”。吉利根本人反对这种本质化解读:关怀视角并非天生属于女性,而是被社会文化更多地分配给女性。此外,关怀伦理可能面临偏袒风险——如果只关怀亲近的人,是否会导致裙带关系或忽视陌生人?因此,许多学者主张将关怀伦理与正义伦理结合,而非对立。在公共政策中,过度强调情境可能削弱规则的普遍性。关怀伦理的边界在于:它更适合解释亲密关系和具体互动,而在大型制度设计中,仍需要抽象原则来保障公平。
留给 AI 时代的人
算法工程师常被训练成追求最优解、消除偏差、用指标衡量一切。但关怀伦理提示:在医疗、教育、司法等领域的 AI 系统中,用户不是数据点,而是处于脆弱关系中的人。一个推荐算法可能优化了点击率,却损害了青少年的自尊;一个自动化审批系统可能提高了效率,却让求助者感到被冷漠对待。关怀伦理不要求算法“有感情”,而是要求设计者追问:这个系统是否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?它是否让被服务者感到被看见、被尊重?在 AI 时代,保留人的温度,或许就从把“关系”纳入评估标准开始。
在你最近一次重要的技术决策中,有没有一个时刻,你优先考虑了关系中的责任,而不是单纯的效率或规则?
延伸阅读/《不同的声音: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》(In a Different Voice: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's Development),卡罗尔·吉利根著
02科学史詹姆斯·赫顿(James Hutton);概念普及者:约翰·麦克菲(John McPhee) · 赫顿:1726-1797;麦克菲:1931-深时:地球历史如何重塑人类的时间尺度当地质纪年以百万年为单位,人类的存在只是一瞬。
讲义
“深时”指地质学所揭示的极大时间尺度,通常以百万年甚至十亿年为单位。它由詹姆斯·赫顿的均变论奠基:今天缓慢进行的地质过程(如侵蚀、沉积、火山活动),在过去同样缓慢地塑造了地球。如果这些过程如此缓慢,那么要形成我们所见的岩层,地球历史必然极其漫长。
这个概念颠覆了人类中心的时间观。
- 均变论:现在是通往过去的钥匙。观察河流搬运泥沙的速度,可以推算峡谷形成的时间。
- 不整合面:岩层之间的缺失代表数百万年的剥蚀,是深时的直接证据。
- 人类尺度:如果将地球46亿年压缩为一天,人类文明只出现在最后一秒。
深时不仅是地质学概念,更是一种思维工具。它让我们把气候变化、物种灭绝、资源消耗等问题放在更长的因果链中审视。例如,燃烧化石燃料释放的碳,是数亿年前生物固定的;而塑料降解需要数百年,在深时尺度上只是一瞬,却足以扰乱无数代生物。
对工程师而言,深时提醒我们:技术系统的生命周期往往远短于其环境影响。一个算法的更新周期是几周,但训练它消耗的电力、产生的碳排放,会在地球系统中留下痕迹。深时不是让人虚无,而是要求我们为超出自身寿命的后果负责。
人物小传
詹姆斯·赫顿是18世纪苏格兰地质学家、医生与自然哲学家,被誉为“现代地质学之父”。他生于爱丁堡,早年学习医学,后转向农业与矿物研究。在观察苏格兰地貌后,他提出地球内部热力驱动岩石循环,地质过程缓慢而持续,因此地球年龄远比圣经记载的六千年古老。其著作《地球理论》(1795)系统阐述了均变论思想。约翰·麦克菲是美国作家,长期为《纽约客》撰写非虚构作品,他在《盆地与山脉》(1981)中首次使用“深时”(deep time)一词,将赫顿的洞见带入大众文化。
生平一隅
1788年,赫顿与友人乘船考察苏格兰西海岸的西卡角(Siccar Point)。在那里,他指着一处不整合面——近乎垂直的古老页岩之上覆盖着水平的红色砂岩——向同伴解释:下层岩石曾倾斜、侵蚀,再被新沉积物覆盖,这需要难以想象的漫长时间。同行者约翰·普莱费尔后来回忆:“当我们凝视这道深渊,心中涌起一种眩晕感。”这个地质露头至今仍是地质学圣地。赫顿的观察直接挑战了当时主流的灾变论和年轻地球观,为“深时”概念提供了实证基础,也改变了人类对自身在宇宙中位置的想象。
复杂性提醒
深时常被误解为“地球会自我修复,所以人类无须担心”。但赫顿的均变论并不等于稳态:地质过程可以突然加速(如小行星撞击),且深时尺度上的恢复对人类文明毫无意义。此外,深时概念曾被用于淡化人为气候变化的紧迫性——“地球经历过更热的时期”。这是对尺度的误用:地球不在乎,但人类社会在乎。深时也不是宿命论,它恰恰要求我们理解:人类活动已成为一种地质力量,其影响将延续数万年。
留给 AI 时代的人
算法工程师习惯以毫秒、迭代周期、季度目标思考时间。但训练一个大模型消耗的电力、冷却用水、硬件制造中的稀土开采,其生态足迹会持续数十年甚至更久。深时视角不是要你放弃效率,而是提醒:技术决策的后果往往超出代码的生命周期。当你优化一个模型时,是否考虑过数据中心所在地的水资源压力?当你设计一个推荐系统时,是否想过它可能加速某种不可逆的社会趋势?在 AI 时代,保留人的温度,也意味着为未来的世代保留选择。
如果把你最近部署的一个系统放在一万年的时间尺度上看,它最持久的遗产会是什么?
延伸阅读/《盆地与山脉》(Basin and Range),约翰·麦克菲著;《地球理论》(Theory of the Earth),詹姆斯·赫顿著
03心理学丹尼尔·卡尼曼(Daniel Kahneman)与阿莫斯·特沃斯基(Amos Tversky) · 卡尼曼:1934-2024;特沃斯基:1937-1996框架效应同一事实的不同表述如何改变选择
讲义
框架效应指人们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描述方式会做出不同选择,即使客观结果相同。卡尼曼和特沃斯基通过亚洲疾病问题等实验证明,当选项以“收益”框架呈现时,人们倾向风险规避;以“损失”框架呈现时,则倾向风险寻求。这是因为损失带来的心理痛苦大于等量收益带来的快乐,即损失厌恶。
这一效应在医疗决策、投资、政策宣传中普遍存在。例如,医生说“手术成功率90%”比“死亡率10%”更容易让患者同意手术。广告中“含95%脱脂”比“含5%脂肪”更具吸引力。框架效应说明,理性决策不仅取决于信息内容,还取决于信息的呈现方式。
对工程师而言,理解框架效应有助于设计更透明的用户界面:默认选项、提示措辞都会影响用户行为。同时,它也提醒我们在分析数据或模型输出时,要警惕自己是否被表述方式左右,从而做出更客观的判断。
人物小传
卡尼曼与特沃斯基是以色列裔心理学家,自1960年代末开始合作,开创了行为经济学。卡尼曼曾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,特沃斯基则于1996年去世。他们通过实验揭示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偏离理性模型的系统性偏差,框架效应是前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生平一隅
特沃斯基曾用一个著名问题展示框架效应:如果一种疾病爆发预计杀死600人,方案A可救200人,方案B有1/3概率救600人、2/3概率无人获救,多数人选择A;但换一种表述:方案C有400人死亡,方案D有1/3概率无人死亡、2/3概率600人死亡,多数人选择D。尽管A与C、B与D结果完全相同,改变措辞就改变了偏好。这一发现源于他们对医生、股民等群体的调查,成为行为经济学的经典案例。
复杂性提醒
框架效应并非意味着人们完全非理性,而是反映了人类认知的适应性启发式。它的大小受情境、个体差异和文化影响。例如,有研究发现,当问题涉及生命时框架效应更强,而对金钱决策则较弱。此外,框架效应并不总是负面:在公共政策中,精心设计的框架可以引导人们做出更健康或更环保的选择,这引发了关于“自由家长主义”的伦理争议。
留给 AI 时代的人
在AI系统中,框架效应无处不在:推荐算法的排序、提示词的措辞、默认选项的设置都会影响用户决策。作为算法工程师,我们既是框架的设计者,也是框架的接收者。理解框架效应能帮助我们更负责任地设计系统,避免无意识地操纵用户;同时,在解读模型结果或A/B测试数据时,要意识到呈现方式可能扭曲我们的判断,从而保持批判性思维。
今天你做的哪个决定,可能只是被表述方式而非事实本身所影响?
延伸阅读/《思考,快与慢》(Thinking, Fast and Slow),丹尼尔·卡尼曼著
04人类学维克多·特纳(Victor Turner) · 1920-1983阈限在过渡与不确定中重塑身份
讲义
阈限(liminality)源自拉丁文“limen”,意为门槛。特纳将其从范·热内普的仪式阶段中提炼出来,指个体或群体在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时经历的模糊、不确定的中间阶段。在阈限中,日常的社会结构、等级和规范被暂时悬置,参与者体验到一种“交融”(communitas),即平等、无差别的共同体感。
特纳区分了两种阈限:仪式阈限(如成年礼、朝圣)和类阈限(liminoid),后者出现在现代社会的艺术、体育、休闲活动中,如音乐节、黑客马拉松。在这些场合,人们暂时脱离常规角色,进入一种创造性和开放性的状态。
对当代人而言,阈限不仅是仪式的特征,也是人生转折期的隐喻:毕业、换工作、移民、失恋、疾病康复等,都充满不确定性。特纳提醒我们,这种“既不在此也不在彼”的状态虽然令人不安,却可能孕育新的可能性和身份重构。理解阈限有助于我们接纳过渡期的混沌,而不是急于消除它。
人物小传
维克多·特纳是英国人类学家,以研究仪式和象征闻名。他在非洲赞比亚的恩登布人中进行田野调查,受到阿诺德·范·热内普“通过仪式”三阶段理论的影响,发展出“阈限”概念。特纳认为阈限是仪式中脱离日常结构、处于模糊状态的阶段,此时社会等级暂时消解,产生“交融”体验。
生平一隅
特纳在田野调查中观察到,恩登布人的酋长就职仪式中,未来的酋长会被剥去衣物、遭受辱骂和殴打,象征性地被降为最低地位,然后再被赋予权力。这一过程体现了阈限的反结构特征:在过渡阶段,原有身份被剥离,个体处于既非此又非彼的状态,这种“模棱两可”正是特纳理论的核心。
复杂性提醒
阈限概念常被过度浪漫化,仿佛一切不确定状态都能带来解放。但特纳也指出,阈限可能令人痛苦,且并非所有阈限都能顺利通过。有些阈限可能长期持续,造成“永久阈限”困境。此外,阈限理论源于小型社会的仪式研究,应用于复杂现代社会时需谨慎,不能简单套用。
留给 AI 时代的人
AI时代加剧了身份的流动性:职业边界模糊、人机关系重构、知识更新加速,许多人长期处于“阈限”状态。作为算法工程师,你可能在转型、项目迭代或技术范式转换中经历不确定期。特纳的理论提醒我们,这种模糊状态不是缺陷,而是创造力的温床。在团队中,允许一定的“阈限空间”——例如探索性项目、无明确KPI的创新时间——可能激发真正的突破。同时,理解阈限也能帮助我们更宽容地对待自己和他人在过渡期的焦虑。
你目前生活中哪个方面正处于“阈限”状态?这种不确定给你带来了什么?
延伸阅读/《仪式过程:结构与反结构》(The Ritual Process: Structure and Anti-Structure),维克多·特纳著
05哲学苏格拉底 · 约公元前470年—前399年认知谦逊:承认无知的智力美德在信息过载的时代,知道自己的不知道比知道更重要。
讲义
认知谦逊(intellectual humility)指对自己知识边界和认知局限的清醒意识,能区分已知与未知,并愿意根据新证据修正信念。它不是自我贬低,而是对真理的开放态度。苏格拉底在《申辩篇》中提出“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一无所知”,并非全盘否定知识,而是指出人类知识的不确定性和情境依赖。
在算法工程中,认知谦逊至关重要。模型训练需要意识到数据偏见、分布漂移和黑箱局限,不能假设模型永远正确。例如,医疗诊断 AI 若过度自信,可能误诊;工程师若谦逊,会设计置信度阈值、人机协作接口,保留人工复核。认知谦逊也帮助团队协作:承认自己可能出错,能更开放地接受代码审查和不同意见,减少防御性沟通。
但认知谦逊不等于怀疑一切或无所作为。它要求平衡:既不自大,也不陷入瘫痪。苏格拉底在雅典街头坚持追问,正是为了逼近更好的答案,而非放弃判断。
在 AI 时代,算法推荐制造“信息茧房”,认知谦逊是破茧工具。它促使我们主动接触对立观点,检验自己的假设,避免被模型强化偏见。
人物小传
苏格拉底是古希腊哲学家,未留下任何著作,其思想主要通过弟子柏拉图的对话录流传。他生活在雅典民主制由盛转衰的时期,常在集市与青年讨论伦理问题,强调通过提问揭示无知。他被雅典法庭以腐蚀青年、不敬神判处死刑,饮鸩而亡。他的方法——苏格拉底式提问——成为西方哲学探究的基石,其核心是承认人类知识的局限,追求对概念的精确定义。
生平一隅
据柏拉图《申辩篇》记载,苏格拉底的朋友凯勒丰曾去德尔斐神庙求问,是否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。女祭司回答:没有。苏格拉底深感困惑,因为他自知无知。于是他走访政治家、诗人、工匠,发现他们自以为知,实则不知。最终他明白:他的智慧在于知道自己不知道。这一经历奠定了认知谦逊的核心:真正的智慧始于对无知的自觉。
复杂性提醒
常见误解是把认知谦逊当作“我不确定,所以别问我”或“所有观点都同样好”。苏格拉底并不认为所有信念等价,他通过诘问淘汰矛盾观点,追求更可靠的论证。认知谦逊也不同于怀疑主义:怀疑主义可能滑向不可知论,而谦逊允许在证据充分时持有信念,同时保持修正空间。此外,谦逊有情境性:在专业领域内可自信,在陌生领域需谨慎。过度谦逊可能抑制创新或导致决策瘫痪,需与勇气、果断平衡。
留给 AI 时代的人
算法工程师常被要求给出确定性答案,但真实世界充满不确定性。认知谦逊提醒我们:模型输出是概率分布,不是绝对真理。在推荐系统中,谦逊意味着不假设用户偏好固定,而是持续学习;在自动驾驶中,谦逊意味着识别长尾场景并安全降级。对个人而言,谦逊让我们在争论中先问“我可能错在哪里?”,从而更理性地处理分歧,也更有可能建立信任关系。
今天,你能否找出一个自己长期坚信、但可能缺乏充分证据的观点,并尝试为相反立场辩护?
延伸阅读/柏拉图《申辩篇》;罗伯特·罗伯茨、W·杰伊·伍德《智识美德》
06人类学克利福德·格尔茨 · 1926—2006厚描:文化解释的微观方法一次眨眼不只是生理动作,它承载意义、意图与语境。
讲义
厚描(thick description)是格尔茨提出的文化分析方法,主张对行为进行情境化、意义化的描述,而非仅记录可观察事实。他区分“薄描”与“厚描”:薄描只描述动作本身(如“眼皮闭合”),厚描则揭示动作背后的意图、社会规则、历史语境和象征结构(如“使眼色”意味着“我们在合谋”)。
格尔茨认为,文化是“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”,人类学家的任务是“解释的解释”——理解当地人如何理解自己的行为。例如,巴厘岛斗鸡不仅是娱乐,更是地位、男性气质和社会关系的展演。厚描要求研究者沉浸于当地生活,捕捉细微差别,同时承认自己的解释也是建构,无法完全客观。
对算法工程师而言,厚描有直接启示:用户行为数据往往是“薄描”——点击、停留、购买,但缺乏语境。同一个点击可能出于好奇、误触、强迫或社交压力。若仅用行为日志训练模型,会丢失意义维度。设计产品时,需要结合定性研究(访谈、日记、可用性测试)来“加厚”数据,理解用户动机和场景。例如,短视频平台若只优化完播率,可能误判用户偏好,因为用户可能因无聊而刷,并非真正喜欢。
厚描也提醒我们,AI 无法完全自动化理解。意义是关系性的、动态的,需要人类共情和解释。
人物小传
克利福德·格尔茨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,曾在芝加哥大学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教。他早年参与印度尼西亚田野调查,深受马克斯·韦伯、塔尔科特·帕森斯影响,主张文化是符号系统,人类学应解释意义而非发现规律。1973年出版的《文化的解释》提出“厚描”概念,成为诠释人类学代表作。他反对实证主义,认为理解文化需像解读文本一样,关注行动者的主观意义。
生平一隅
格尔茨在《文化的解释》开篇借用哲学家吉尔伯特·赖尔的例子:两个男孩都在迅速闭合右眼皮,一个是无意识抽搐,一个是向朋友使眼色。从物理动作看,两者完全相同,但意义截然不同。使眼色包含意图、约定、社会代码,甚至可能是在模仿或嘲笑另一个使眼色的人。格尔茨指出,若不区分这些层次,就无法理解文化。这个例子成为厚描方法的经典起点:任何行为都嵌入层层意义之网。
复杂性提醒
厚描常被误解为“详细描述”或“堆砌细节”,但格尔茨强调解释性:描述要服务于理解意义结构,而非罗列事实。也有批评者指出,厚描依赖研究者主观解读,难以验证,可能陷入相对主义。格尔茨承认解释的建构性,但认为通过公开论证和田野证据,仍可比较不同解释的优劣。此外,厚描方法源于小规模社区研究,应用于大规模社会时需谨慎,不能简单推广。
留给 AI 时代的人
在AI时代,厚描提醒我们警惕“数据客观性”的幻觉。算法工程师常面对行为数据,但这些数据剥离了语境和意义。例如,社交媒体上的“点赞”可能表示支持、礼貌、讽刺或无意触碰。若模型只学习薄描,就会误判用户。厚描启发我们:在构建系统时,纳入定性反馈、人种志观察或用户叙事,让机器辅助而非替代人类理解。对个人而言,厚描也提醒我们:不要仅凭表面行为评判他人,多问“他为什么这样做?”。
你能否回想一次自己或他人被误解的经历,分析是哪些语境信息被忽略了?
延伸阅读/克利福德·格尔茨《文化的解释》
07哲学汉娜·阿伦特 · 1906-1975汉娜·阿伦特:平庸之恶当一个人停止思考,灾难便可能发生
讲义
“平庸之恶”(banality of evil)是阿伦特在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》中提出的概念。它并非指恶本身平庸,而是指作恶者的心智状态:一种拒绝思考、拒绝判断、甘愿成为体制齿轮的平庸。艾希曼不是虐待狂,他只是一个“正常”的官僚,将屠杀犹太人视为行政任务。阿伦特认为,这种恶比极端邪恶更危险,因为它可以大规模复制。
关键在于“思考”的缺席。阿伦特区分了“思考”与“认知”:认知是逻辑运算,思考则是与自我进行的内在对话。当一个人停止这种对话,他便无法从他人角度审视自己的行为,从而丧失道德判断的根基。
对工程师而言,这个概念在AI时代尤其尖锐。算法系统将决策分解为模块,个体可能只负责其中一小部分,却无法看到整体后果。例如,一个优化点击率的模型可能无意中放大仇恨言论,而开发者觉得自己“只是写代码”。阿伦特的警告是:技术分工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借口。我们需要在流程中保留“思考”的空间,追问系统最终在做什么。
人物小传
汉娜·阿伦特(Hannah Arendt,1906-1975)是德裔美国政治理论家,生于德国汉诺威一个世俗犹太家庭。她师从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,1933年因纳粹上台流亡巴黎,1941年移居美国。她以《极权主义的起源》《人的境况》等著作闻名,聚焦政治行动、公共领域与极权主义。1961年,她以《纽约客》记者身份旁听耶路撒冷对纳粹军官阿道夫·艾希曼的审判,由此提出“平庸之恶”概念。她的思想融合现象学与政治哲学,强调思考与判断在公共生活中的道德意义。
生平一隅
1961年,阿伦特赴耶路撒冷报道艾希曼审判。她原本期待看到一个恶魔般的怪物,却见到一个只会用陈词滥调为自己辩护的平庸官僚。艾希曼反复引用纳粹口号,声称自己只是“执行命令”。阿伦特发现,他并非心智失常,而是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。这一观察促使她提出“平庸之恶”:恶并不总是源于深刻的仇恨,而可能来自不假思索地服从体制。这个案例至今仍被用来讨论官僚制下个体责任的消解。
复杂性提醒
“平庸之恶”常被误解为“普通人都会作恶”或“恶是肤浅的”。阿伦特并非说所有纳粹都是平庸的,也非为艾希曼开脱。她后来澄清,这个概念描述的是特定情境下人的“无思状态”,而非一种普遍人性。批评者指出,阿伦特可能低估了艾希曼的反犹动机,且“平庸”一词容易让人忽视体制性恶的复杂性。此外,这个概念不能解释所有恶行,例如出于意识形态狂热或虐待快感的恶。
留给 AI 时代的人
在AI时代,算法工程师常陷入“模块化伦理”:每个人只负责模型的一小部分,却无人对整体影响负责。阿伦特提醒我们,技术理性若脱离思考,可能成为新的“平庸之恶”。例如,推荐系统无意中制造信息茧房,人脸识别可能被用于歧视性监控。作为工程师,我们需要在代码之外保留“思考”的维度:追问系统的社会后果,与自我对话,而不是仅仅追求效率与准确性。
在你的日常工作中,哪个环节最容易被“无思”的流程所吞没,让你忘记追问自己正在做什么?
延伸阅读/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: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》
08文学米歇尔·德·蒙田 · 1533-1592米歇尔·德·蒙田:随笔式思考在怀疑中写作,在写作中认识自我
讲义
蒙田的“随笔式思考”(essayistic thinking)不是一种理论,而是一种方法:以第一人称、非系统的方式探索问题,在写作中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。essai在法语中意为“尝试”,蒙田将写作视为对自我和世界的试验。他不追求终极真理,而是记录判断的形成过程。
这种方法的核心是怀疑与开放。蒙田继承了皮浪主义的怀疑论,认为感官和理性都不可靠,因此他悬置判断,转而观察具体经验。他写食人部落、动物行为、自己的恐惧,在差异中反思自身文化的局限。例如,在《论食人族》中,他通过巴西原住民的习俗质疑欧洲人的道德优越感。
对工程师而言,随笔式思考提供了一种对抗教条和算法确定性的方式。在AI时代,我们常被要求输出确定答案,但蒙田提醒我们:真正的理解往往来自反复试错和修改。写技术文档或设计文档时,允许自己“尝试”不同的解释,而不是一开始就追求完美。这种开放性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复杂问题。
人物小传
米歇尔·德·蒙田(Michel de Montaigne,1533-1592)是法国文艺复兴后期思想家、作家,以三卷《随笔集》(Essais)闻名。他出生于波尔多附近的贵族家庭,接受拉丁语教育,后学习法律并担任波尔多法院法官。1571年,他退隐到家族城堡的塔楼书房,开始写作随笔。蒙田以“我知道什么?”(Que sais-je?)为座右铭,探索自我、教育、死亡、友谊等主题。他的文体自由散漫,充满个人轶事与古典引文,开创了现代随笔体裁。
生平一隅
蒙田在城堡塔楼的房梁上刻了五十多条拉丁文格言,其中一条是“我知道什么?”。他并非追求系统哲学,而是通过写作来观察自己思想的流动。他曾描写自己的日常生活,包括饮食、睡眠,甚至肾结石带来的痛苦。这种将私人经验纳入严肃写作的做法在当时极为罕见。蒙田的随笔不是给出答案,而是展示思考的过程:一个怀疑论者如何在不确定中保持清醒。这种“随笔式思考”直接影响了他对自我认知的理解。
复杂性提醒
蒙田的随笔常被误解为纯粹的主观抒发或缺乏严谨性。实际上,他大量引用古典著作,并在不同版本中反复修订,体现了一种动态的严谨。但他的方法也有局限:过度怀疑可能导致行动瘫痪,且个人经验未必具有普遍性。此外,蒙田的“自我”仍是精英男性的视角,未能充分纳入社会结构的影响。
留给 AI 时代的人
在AI时代,工程师常被训练成追求最优解、消除不确定性的人。但蒙田的随笔式思考提醒我们:有些问题没有唯一答案,探索过程本身就有价值。当你调试一个复杂系统或设计一个伦理敏感的算法时,不妨像蒙田那样“尝试”:写下不同假设,测试它们,允许自己犯错。这种态度也能改善团队沟通——承认自己的无知,反而能打开对话空间。
你上一次在技术工作中允许自己“尝试”而非直接追求“正确”是什么时候?那种体验如何?
延伸阅读/《蒙田随笔全集》
09伦理莱昂内尔·特里林(Lionel Trilling) · 1905-1975真诚性伦理:如何成为真实的自己从卢梭到当代,真诚如何从美德变成道德要求
讲义
真诚性伦理探讨的是:我们如何成为真实的自己?特里林区分了“真诚”(sincerity)与“真实性”(authenticity)。真诚是公开场合的一致性,即言行与内心一致,不欺骗他人;真实性则更深层,要求个体摆脱社会角色的束缚,找到内在的自我。
在算法时代,我们常被推荐系统告知“你应该喜欢什么”,被社交媒体塑造人设。真诚性伦理提醒我们:真实不是表演,而是持续的内省与选择。
特里林指出,真诚的困境在于:完全透明是不可能的,我们总是在扮演角色。但这不意味着放弃努力,而是承认不完美,在关系中保持诚实。
对工程师而言,这意味着在代码中不隐藏错误,在团队中不迎合权威,在个人生活中不迷失于数据画像。
人物小传
莱昂内尔·特里林是20世纪美国文学批评家、哥伦比亚大学教授,生于纽约一个犹太家庭。他早年受马克思主义影响,后转向自由主义人文主义。特里林关注文学与道德、社会的关系,代表作有《自由主义想象》《真诚与真实性》。他提出“真诚”与“真实性”的区分,深刻影响了现代伦理讨论。
生平一隅
特里林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期间,曾因对一位学生的论文评价过于严苛而引发争议。这位学生后来成为著名作家,但特里林坚持认为,学术评价必须基于作品本身,而非个人情感。这一事件反映了他对“真诚”的执着:在公共领域,真诚意味着不因私人关系而扭曲判断。这与他在《真诚与真实性》中探讨的“真诚作为公开美德”一脉相承。
复杂性提醒
常见误解是将真诚等同于“想说什么就说什么”,但真诚需要考量他人感受与情境。特里林也承认,过度追求真实性可能导致自我放纵或社会疏离。此外,真诚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:在某些文化或职业中,策略性沉默可能更合适。真诚性伦理不是绝对命令,而是需要实践智慧的平衡。
留给 AI 时代的人
AI时代,算法不断猜测并塑造我们的偏好。我们可能逐渐接受系统推荐的身份,忘记追问“我真正想要什么”。真诚性伦理提醒我们:数据画像只是你的影子,不是你的本质。在人际交往中,真诚意味着不把他人当作工具,即使算法鼓励我们优化社交回报。爱需要真诚,因为爱无法被算法完全模拟。
今天,你在哪一刻伪装了自己?如果选择真诚,会失去什么,又会得到什么?
延伸阅读/莱昂内尔·特里林《真诚与真实性》(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)
10语言学J. L. 奥斯汀(J. L. Austin);朱迪斯·巴特勒(Judith Butler) · 1911-1960;1956-表演性:语言如何塑造现实从奥斯汀到巴特勒,言语如何不仅仅是描述世界
讲义
表演性(performativity)理论认为,语言不只是描述世界,还能改变世界。奥斯汀指出,像“我承诺”“我道歉”这样的句子,说出即行动。巴特勒进一步提出,性别身份也是表演性的:我们通过重复的举止、穿着、语言来“做”性别,而非表达一个预先存在的本质。
在工程领域,代码注释、API文档、用户协议都是言语行为:它们不仅传递信息,还规定行为。在AI时代,聊天机器人的回复可能被用户视为承诺或判断,从而影响现实决策。
表演性理论提醒我们:我们每天说的话都在塑造关系、身份和制度。意识到这一点,我们就能更负责任地使用语言,也更警惕那些试图通过话语操控我们的力量。
人物小传
J. L. 奥斯汀是英国哲学家,牛津大学怀特讲座教授,日常语言哲学的代表人物。他提出“言语行为理论”,区分了“记述式”与“施行式”话语。朱迪斯·巴特勒是美国哲学家、性别理论家,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,她将表演性概念扩展到性别身份,认为性别不是天生的,而是通过重复的表演建构的。
生平一隅
奥斯汀在二战期间服役于英国情报部门,负责分析纳粹德国的语言宣传。他注意到,某些话语(如“我宣战”)不是陈述事实,而是直接改变现实。这段经历促使他后来在哈佛大学威廉·詹姆斯讲座中系统阐述言语行为理论,该讲座后来整理为《如何以言行事》一书。
复杂性提醒
表演性不等于“表演”(theatrical performance)。巴特勒强调,表演性不是自由选择的面具,而是被迫重复的规范。此外,奥斯汀的理论主要针对日常语言,扩展到社会结构时需要谨慎。有人批评巴特勒过于强调语言,忽视物质条件。表演性理论不能解释所有社会现象,但它揭示了语言与现实的深层纠缠。
留给 AI 时代的人
AI系统通过语言与人类交互,它们的输出具有表演性:一个道歉、一个建议都可能被用户当作真实行动。工程师需要意识到,模型并不“理解”言语行为,但用户可能赋予其意义。在设计对话系统时,应避免生成不负责任的承诺或判断。同时,在个人生活中,我们可以用表演性视角审视自己的话语:我们在用语言加固还是解构刻板印象?
今天你说过的哪句话,不仅仅描述了现实,还改变了现实?
延伸阅读/J. L. 奥斯汀《如何以言行事》(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);朱迪斯·巴特勒《性别麻烦》(Gender Trouble)